本次“七一勛章”獲得者共29位，其中有兩位來自醫學界，分別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吳天一和中日友好醫院原院長辛育齡。
我國最高榮譽體系中包含“共和國勛章”“七一勛章”“八一勛章”“友誼勛章”、國家榮譽稱號等，以及為記述上述功勛榮譽獲得者及其功績專門設立的功勛簿。2017年中央印發的《中國共產黨黨內功勛榮譽表彰條例》提到，“七一勛章”由黨中央設立，是黨內最高榮譽，一般在中國共產黨成立“逢五、逢十”的年份授予，今年是“七一勛章”首次評選年。
吳天一，男，塔吉克族，1934年11月生，1982年5月入黨，新疆伊犁人，青海省心腦血管病?？漆t院原研究員，2001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。曾任中華醫學會高原醫學分會第五屆、第六屆主委，現為榮譽主委。
吳天一是我國著名低氧生理學與高原醫學專家、高原醫學事業的開拓者，也是青海唯一的中國工程院院士。吳天一一生扎根于青海，80多歲高齡仍帶著心臟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開展科研工作。他曾說，“我在高原上已經走過了這樣漫長的路，而且我也跟這里融為一體。青藏高原是我生命的根，青藏高原是我科學的根，所以我毅然留在青藏高原”。
其公示材料這樣寫道，投身高原醫學研究50余年，提出高原病防治救治國際標準，開創“藏族適應生理學”研究，診療救治藏族群眾上萬名。青藏鐵路建設期間，主持制定一系列高原病防治措施和急救方案，創造了鐵路建設工人無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跡，被稱為“生命的保護神”。
上世紀50年代末，響應祖國支邊號召，大批青年扶老攜幼舉家西遷，滿腔熱血傾注西北建設，23歲的吳天一就在此之列。碧空如洗的皚皚雪域令支邊青年著迷，然而隨著缺氧、乏力、頭痛欲裂等高原反應接連出現，有的人患了嚴重疾病，甚至犧牲了生命。
作為一名內科軍醫，吳天一為此憂心忡忡。經長期研究，他認定這是一種高寒低氧環境的特發性疾病。要開發、建設世界屋脊，勢必探明人體在如此極端氣候下的生理適應規律，找尋到抵抗高原病的應對之策。自此，吳天一開啟了數十年如一日的高原醫學研究事業。
高原醫學研究與一般的醫學研究不同，它的實驗室不僅在室內，更在風云多變、險象環生的萬仞高山之中。吳天一一面克服頭痛、胸悶、失眠、腹瀉和嘔吐等自身的高山反應，一面頻繁出入高寒地帶，住帳篷、吃冰饃、吞雪水，他和戰友們每次闖入“生命禁區”都成了“鉆死神空子”的人。
其中有兩次與死神擦肩而過。最驚險的一次是1982年開展大規模高原人群普查的途中，吳天一乘坐吉普車行至橡皮山時，因山體陡峻、路面濕滑，吉普車發生側翻，跌落近300米，他和司機血流滿面，幸而大難不死。“作為高原醫學人，沒有獻身精神，哪能獲取一線科研資料？”事后吳天一回憶說。
還有一次車禍，令他左肋四根肋骨骨折，其中一根險些戳入心臟。“骨折確實痛苦，但人的骨頭再生能力很強，你看我站得多穩。”吳天一不以為然。
1984年，青海省成立全國唯一的高原醫學科學研究所，吳天一的才華在此充分施展。
牧民居住分散，又隨季節變化游牧遷徙，有時數十公里才見一處帳篷，但吳天一告訴他的隊員們，“為了準確掌握人群患病率和危險因素，群體調研時一家也不能落，可能出問題的就在這一家。”
高原氣候變化劇烈，剛才晴空萬里，轉眼就大雨如注。但這些從未讓吳天一退卻，他總說“我是塔吉克的好騎手。”高遠難走的地方都是吳天一和他的乘騎沖在最前面。
數次歷險，數次轉危為安，吳天一的研究數據越積越多，不同海拔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職業的數據都在幾十萬份。1981年，他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曾感慨道：“我的成長和成功，都是國家給予我的，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。”
上世紀90年代，吳天一設計的大型高低壓綜合氧艙建成。艙體上升可至海拔1.2萬米，下降可至水下30米，對高原醫學研究至關重要。但人體實驗有風險，第一次由誰進艙？“我設計的，肯定我進。”吳天一毫不含糊。
進入艙內，壓力逐步攀升，吳天一感受著每一階段的身體反應。由于當時缺乏經驗，操作人員在減壓時讓壓力下降速度過快。驟然間，他頭痛難耐，只聽耳鼓膜“嘣”的一聲，再就陷入無聲。吳天一的鼓膜被擊穿了！即使如此，長好了，再實驗，又穿了，又長好了，前后四次，致使他的聽力受損嚴重。
氧艙實驗結果后在青藏鐵路建設中派上大用場。吳天一提議在青藏鐵路沿線建供氧站、高壓氧艙，后被證明是解救急性高原病患者的最佳方案，創造了14萬筑路大軍無一例因高原病致死的奇跡，被稱為“生命的保護神”。
隊員們說，吳天一在高寒地帶開展科研工作的拼搏精神和獻身精神，曾令外國專家欽佩不已。
那是1990年夏，中外科學家攜手組建“阿尼瑪卿雪山聯合登山隊”。海拔6282米的阿尼瑪卿雪山位于青海南部，以其海拔高、地形復雜、氣溫低、風力大、紫外線照射強，氣候多變等特點，為高山環境生理研究提供了完備條件。此次登山目的之一就是考察人在徒步急進登山狀態下的復合反應。
在海拔5000米進行高山生理實驗10天后，外方醫療隊員因為出現急性高原反應停下了腳步。而同樣出現高原反應的12名中方隊員，在隊長吳天一的率領下卻一直攀登至5600米高度，并建立了實驗站，完成了一周的科學考察。此次考察結果——《人在特高海拔的生理研究》論文在國際高原醫學界引起轟動，為我國贏得一項特別貢獻獎。
在高原醫學研究中，吳天一不僅是勇者，更是一位智者。他極富語言天賦，精通英語、俄語，且與藏胞交談不用翻譯。陪同外賓訪問時，他地道的英語令美國科技參贊驚詫不已。
掌握多種語言，賦予他登上世界舞臺的階梯。他第一個向世人介紹高原肺水腫和成人高原心臟病。他將險境中求得的數以萬計的科學數據，撰寫成100多篇論文。其中，《我國藏族在世界高原人群中獲最佳高原適應性》一文，榮獲世界高原醫學界認可?！陡咴∶c分型》等論文被國際低氧學術研討會多次引用，并收錄于國際科技資料數據庫。
年過八旬的吳天一仍帶著心臟起搏器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高原開展科研工作。他直言，高原醫學研究的“無限風光”在崇山峻嶺之間，只要事業需要，他將隨時背起行囊奔赴險峰。
辛育齡，男，漢族，1921年2月生，1939年7月入黨，河北高陽人，中日友好醫院原院長、胸外科主任，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。
與黨同齡的辛育齡，是中日友好醫院的首任院長，也是我國肺移植領域的奠基人和開拓者，70年代首先在國內完成了兩例人體肺移植手術，獲第四屆國之名醫盛典“國之大醫·特別致敬”稱號。
新中國胸外科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。戰爭時期，曾與白求恩并肩戰斗，多次沖上前線救治傷員。和平年代，長期致力于我國胸外科創建和發展，是中國人體肺移植手術第一人，在胸外科領域多個方面取得“從0到1”的突破，為我國衛生健康事業創新發展作出卓越貢獻。榮獲“全國勞動模范”、“全國先進工作者”等稱號。
前不久剛剛度過百歲生日的辛育齡，已經不像年輕時那般博聞強識。但投身黨的衛生事業的那些熱血時刻，他卻記得分外清晰。
中國共產黨誕生的1921年，辛育齡出生于河北省高陽縣。16歲，家鄉抗戰烽火四起，少年辛育齡棄筆從戎參加革命，成為冀中軍區衛生部衛生員，并于1939年被派往白求恩醫療隊擔任司藥。辛育齡印象中，白求恩總是不顧個人安危，帶領手術隊赴前沿陣地。他告訴辛育齡：“離陣地越近，就越能多救些傷員！”那年7月，辛育齡加入中國共產黨；同年11月，白求恩光榮犧牲。辛育齡說，雖然跟隨白求恩只有短短幾個月，但白求恩精神卻深深影響他一生。
在抗戰最困難的日子里，部隊缺糧少藥，瘧疾和疥瘡流行。時任冀中制藥廠廠長的辛育齡帶領職工和老鄉上山采藥，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藥片，還研制了治療疥瘡的皮膚擦劑軟膏，及時有效的治療大大提升了部隊的戰斗力。1942年，辛育齡被選派到延安，進入黨創辦的第一所醫科大學——中國醫科大學學習，畢業后留校任醫務科科長。1948年，他又被任命為該校第三分校附屬醫院院長。朝鮮戰爭爆發后，辛育齡組織醫療隊赴中朝邊境支援中國人民志愿軍，救治了大量傷員。戰爭年代，想方設法幫助老百姓、服務戰士，是他的第一目標。
上世紀50年代，他作為新中國首批留學生，被選派赴蘇聯學習胸外科理論和技術。70年代，他主導首例針刺麻醉下肺切除手術，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，訪華團特別要求參觀他的手術。為我國培養出1000余名胸外科技術骨干、指導40余家醫院建立胸外科……“黨讓我去學習科學技術，我將一輩子安心于科學技術工作，并要為黨的科學技術事業奮斗終生。”辛育齡說。
改革開放時期，為了追趕世界醫學發展的腳步，國家急需建一所現代化醫院。技術過硬而又有醫院管理經驗的辛育齡成為建院院長的不二人選。年逾花甲的他再次勇挑重擔。3年后，一家醫教研一體、中西醫結合、實力雄厚、設備先進的大型國際性現代化綜合醫院——中日友好醫院拔地而起。
進入新時代，他不辭辛勞救治患者，82歲還主刀做肺切除手術，90多歲還堅持工作，如今年過百歲仍關心醫院發展建設。
中日友好醫院胸外科80后醫生馬千里有份珍貴的收藏——一件辛育齡親筆題字的手術服。“那是2012年底，我正好路過老院長辦公室，看到挺晚了他還在工作，心頭一熱就上前提出了這個請求。”馬千里回憶。辛育齡聽后欣然答應，認認真真寫下“做白求恩式好大夫”的期許。
“這正是我們對老院長的最深印象。”馬千里說，就像為民服務的“孺子牛”，辛育齡85年的從醫生涯，始終以人民為中心。每次開胸手術，他動作都極其輕柔，盡量避免患者臟器不必要的損傷。在他的教誨下，該院胸外科一直保持著這個好傳統。70多歲時，為搶救一名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的患兒，他彎腰俯身，持續為患兒做人工呼吸和心臟按壓。孩子救回來了，他卻累得直不起腰，多日難以恢復。年過八旬，他仍堅持每周出門診，并參加科室查房。為了減輕病人負擔，他長期堅持出診不設特需專家號，只設普通專家號。遇到經濟困難的病人，他不僅千方百計節約費用，還會拿出自己的積蓄幫助病人……“我同病人已建立了深厚感情，看病是我最大的樂趣。”辛育齡表示。
“他是創新發展的‘拓荒牛’，始終堅持銳意創新。”中日友好醫院黨委書記宋樹立細數，作為醫學家，只要人民需要，再險峻的科學高峰，辛育齡都會去攀登。他是新中國胸外科事業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。他創新在雙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術；通過多年動物實驗，成功實施我國首例人體肺移植手術，奠定我國在世界肺移植領域的領先地位；開展針灸理論研究并首創針刺麻醉下肺切除手術，推動針灸走向世界；創造性地開創電化學療法治療晚期肺癌和血管瘤，推動當今的放療技術和消融技術的研究和發展……作為醫學管理專家，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，依靠豐富的科學管理經驗，圓滿完成中日友好醫院籌建工作。功成不戀權，轉身回歸醫生崗位繼續服務患者。
辛育齡，更是那頭艱苦奮斗、無私奉獻的“老黃牛”。“辛院長生活非常簡樸。出席各種場合、國內外開會講學，他就是一套西服。大家勸他應該再買一套，教授笑了笑說，這一套很體面，不用換那么多套。他出差開會，別人請他，他要求飯菜一定要少。如果是他招待客人，就在附近小店，他親自點菜。有人說小店不夠檔次，他說吃飯不要浪費。”該院胸外科原主任劉德若回憶，在辛育齡身邊學習工作了29年，從沒見他跟組織講過條件。
對黨無限忠誠，對事業不懈追求，對群眾充滿深情……辛育齡身上鮮明的黨員印記，被一代代青年醫護人員視為人生“坐標”。
從戰火中走出的“紅小鬼”到無影燈下的“不老松”，時光可逝，而辛育齡對黨和人民的深情不變。
2003年，中日友好醫院被整體征用為非典定點收治醫院。80多歲的辛育齡作為專家組組長，給每一個重癥患者會診、確定治療方案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辛育齡默默捐出2萬元黨費，理由只有四個字：“人民有難”。
在中日友好醫院，專設的辛育齡青年獎如今已頒出三屆，今年將啟動第四屆評選。一批批后來人，在他的感召下，獻身這份充滿辛勞、激情、創新和關愛的事業。
前不久，中日友好醫院辛育齡小分隊正式成立。這支強有力的醫療隊伍，正傳承和發揚戰爭年代“流動醫療站”的優良傳統，沿著辛育齡的足跡，主動到老百姓身邊，支援開展義診咨詢、健康宣教等服務。
期頤之年，辛育齡說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替逝去的戰友們看一看此刻的中國。此刻的祖國繁榮富強、人民幸福安康，這是比勛章更美好的慰藉。
